席勒和歌德是挚友，1794 年起两人通信十年，直到席勒去世。席勒一直思考自己和歌德的差别在哪里，这些思考后来被写进《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》。这篇论文把诗分成两种：一种本身就是自然，一种向往自然；前者叫素朴的诗，后者叫感伤的诗。
歌德这个人，在魏玛公国做大臣，管矿，管林，管剧院的排期，自家里的杂事也管，这些事在他手里没有等级差别，签一份矿区批文与写《浮士德》某段于他是同质的生活日常。
这是歌德的某种天赋。1792 年瓦尔密战役，他在场，夜里他对身边的人说，这一天，这一地，一个新的世界纪元开始了，说完他回去倒头就睡，第二天继续自己的事。1806 年他正式娶了同居十八年的克里斯蒂安娜·武尔皮乌斯，圈子里议论纷纷，他从不回应。
或许也是有意的。他晚年和秘书爱克曼谈话，说《维特》出版以来他只读过一次，后来再没翻开，怕回到写《维特》时那种病态的心境。
歌德也曾跟爱克曼谈起席勒，他的原话是：看到这样有天分的一个人，跟那些帮不了他的哲学思辨纠缠不休，让人难过。
席勒一辈子陷在感伤中出不来。他的论文分的是两种诗，我看到也对应着两种人，更确切地说，两种诗人。
他们写诗时做的事是一样的：把感受变成文字。区别只在素朴诗人写的时候不去想自己在写；感伤诗人想，而且因为想，连写这个动作也成了反思的对象。
席勒在书里描述素朴诗人时，带着仰慕。他们就在自然里，不需要去找。他同时看清楚一件事：感伤回不到素朴。一旦学会了反思，就不能再回去。
关于单向性，席勒看到了，后来彼得·桑迪把它推到了更远的地方。他写过一篇论文，题目叫《素朴的就是感伤的》，题目本身已经是结论。桑迪比席勒更悲观。席勒还希望感伤诗人朝素朴走，桑迪说素朴根本不在外面可以走的方向上；它就是感伤这一边的人为了认识自己而设立的对照。
桑迪本人的存在也证明了这一命题。1929 年，他生在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家庭，1944 年纳粹占了匈牙利后，全家迁居苏黎世。他在瑞士读书长大，后来在柏林自由大学办了比较文学系，他研究荷尔德林，也研究策兰，两人都站在感伤这一边。
1971 年 10 月 18 日，桑迪来到家附近的哈伦湖，走进水里，终年 42 岁。他生前正在写一本关于保罗·策兰的书，尚未完成。两人是朋友，都是讲德语的犹太幸存者。1970 年 4 月，策兰在巴黎跳进塞纳河，比桑迪早一年半。
策兰一辈子用德语写诗，德语既是他的母语，也是杀他母亲的那种语言，他越往后写诗越紧，词与词之间断开的地方越多，到最后几乎不再让任何一个完整的句子留下来。跳河之前，他书桌上摊着一本荷尔德林传记，翻开的那一页有一句话他划了线。那句话的意思是，有时候这个天才会陷入黑暗，沉进他自己心里那口苦井。
弗里德里希·荷尔德林，策兰终生与之对话的诗人。1802 年他从法国波尔多徒步走回德国，到家时已经精神错乱；1806 年被送进图宾根的诊所，医生说他活不过三年。第二年，荷尔德林被木匠恩斯特·齐默尔一家收留，在他们家一座塔楼的二层住了三十六年，直到死亡。
我有时候想感伤从哪里来。有个时髦的说法，DMN，默认模式网络过度活跃。据说有些人闲下来的时候这个网络反而最忙，反复跟自己说话，回放过去。但是有这点后见之明也没用，网络运转只是感伤的必要条件，而已。
桑迪、策兰、荷尔德林都没能抵达朴素，甚至没能在感伤这一边活下来。两个走进水里，一个住进塔楼三十六年。他们各自用一辈子承受这一边的距离。
我接触过不同地方的人，总体感觉美国人离素朴近一些，过日子不太回望，对生活之外的世界即或关注，也很少入戏太深。中国人离感伤近一些，他们要更确信，容易被代入比自己大得多，远得多的东西。
也有一些更珍稀的人。他们不归属席勒、桑迪那一类。同时，他们活在内里，不只活在外面，有自己的思想和感受。这不是因为想得多、读得多，是他们对世界的每件事都有自己的反应，这些反应一直在他们身上累积，变成对世界的理解。
席勒在文章的后半段，把这两种诗人推到底，推到两种心理性格。他把他们叫 Realist（现实主义者）和 Idealist（理想主义者）。他承认，这是一种根本的心理对立，只在极少数稀有的人身上化解。他对 Realist 写下这样一句：他在拥有，大地是他的，他的理智里有光，胸中住着满足。然后他写：Idealist 远没有这样好的命运。
蒙田在《随笔集》里有一篇写道，他想按斯多葛派的训练那样，每天默想自己的有限，可是做不到，注意力跑掉后，就开始想晚饭。他把这件事写下来。又把下一件做不到的事写下来。
就这样写了二十年，三大卷。他不在歌德那一岸，却也没有走到荷尔德林的极限。他在感伤这一边，不戏剧化地工作了一辈子。他书房梁柱上刻满古希腊罗马的格言。他自铸的座右铭是：我知道什么（Que sais-je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