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
十多年前，周濂写过一篇《给平等最后一次机会》，彼时所谓古典自由主义大行其道，为平等辩护，要顶住的是市场话语的挤压；但那时的争论围绕的是平等该不该介入分配，人格与权利的平等是双方共用的地基，无人质疑。
其实抛弃在更早就开始了。上世纪九十年代，第三条道路与市场讲和，英国工党改写党章第四条（Clause IV）、删去公有制承诺，各国社会民主党把再分配从纲领降为修辞。两边共用的新语言是机会，人人有机会起跑，终点的差距便无人负责。周濂要辩护的，已经是一个先被自己阵营半途放下的价值。
此后十余年，败退加速，皮凯蒂的巨册畅销一时，再分配的动员却偃旗息鼓，桑德斯两度功败垂成。对不平等的愤怒没有被平等主义接住，而是被动员进了国族与身份的等级叙事，特朗普与脱欧是最醒目的两个标志。2023年美国最高法院终结大学平权招生，机会平等的建制也被逐项拆除。
到今天，火力落到了地基上。硅谷的 neoreactionary 把话挑明。Curtis Yarvin 主张国家改组为公司、交给君主式的执行官，其言论从边缘博客一路被引用到副总统的谈话里；Peter Thiel 早在2009年就写下他不再相信自由与民主相容；Nick Land 给这一脉起的名字毫不掩饰，黑暗启蒙（Dark Enlightenment）。在他们的论述中，智力与能力的差等是统治资格的合法性来源，民主是平庸者向卓越者征收的税，人人平等，是他们最终要清算的对象。退到这里，再往下就没有平等了。
两波人都反对平等。古典自由主义者要的是给平等封顶，平等绝不能越过分配的雷池；新右翼要的是否认整个平等的价值，连每个人享有同等人格地位这一条，也成了可以商量的东西。新的挑战把一个平时被忽略的事实逼到眼前：平等不是一个整体，它分层。
说透这层意思的，是 Iris Marion Young 1990年的著作《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》。Young 是美国政治哲学家，她著书的年代，恰逢罗尔斯范式统治英美政治哲学的年代，正义问题几乎被等同于分配问题。她的工作被读作对罗尔斯分配框架的正面批判，这本书正面反对这个范式。她的论证是，把正义锁定在份额上，等于把社会当作一张静态的持有清单，看不见份额是从哪里产生的；决策的权力、劳动的分工、文化的评价，这些生产份额的结构才是正义的第一现场，而不义的典型形态不是分错了东西，是压迫与支配。
Young 的书在出版后取得了不俗的反响，可是主流议程并没有因此改向，分配范式照旧当家，她的声音被尊敬地搁在支流里。三十多年后回头看，恰恰是她的框架对上了眼下的战局：不同的攻击落在不同的层上，值得坚持的程度也不一样。
二
我的起点仍是康德式的人格平等，即每个人作为人格享有同等的尊严，尊严不因德性、才能、成就的差异而增减。罗尔斯在《正义论》里的著名论证正是这条原则向分配领域的推进：应得（desert）不能充当正义分配的基础，因为天赋、品格乃至努力的意愿，追溯到底都是未经选择的运气，而道德上任意（morally arbitrary）的东西不能为差别对待提供理由；行善者与作恶者在分配上的等量齐观，由此不是理论的疏忽，而是理论的要求。
这个论证我反复读过，推理难以撼动，结论却违背更深的判断，那种抵触不是嫉妒，也不是习俗残余，顽强到值得怀疑出问题的不是直觉，而是理论。康德式的人格平等我大体接受，但它同时太强又太弱：太强，因为它把德性差等也抹平，让终生行善者与终生作恶者在分配的天平上等重；太弱，因为它停在形式与个体层面，抓不住君子远庖厨式的结构性不义。
这种太强与太弱某种程度上，可以解释今天平等价值所遇到的挑战，太强的一面给新右翼提供了现成的口实，平等主义越出边界的地方，正是他们宣布整个平等破产的地方。
要收回这一面，先把论证的完整形态摆出来，它可以分解为四步。第一步是应得的成立条件：一项成就要构成应得的基础，必须真正归属于成就者本人。第二步是追溯：成就所依赖的天赋与努力，包括努力的能力本身，都可以追溯到未经本人选择的起点。第三步是原则：凡未经选择而得的，在道德上是任意的，任意之物不能为差别对待提供理由。第四步是结论：应得没有落脚点，正义的分配只能建立在公平的程序与对最不利者的照顾之上。四步相扣，几代平等主义者由此把德性清出了正义的基础。
对这个论证最经典的反驳来自罗尔斯的哈佛同事诺齐克。他在《Anarchy, State, and Utopia》一书中把第三步的大前提顺着推到底，假定凡可追溯为运气的属性都不能充当对待差异的依据，那么这条前提适用的就不只是应得。理性能力是运气，没有谁选择生而有理性；匮乏是运气，没有谁选择挨饿；作为人格本身也是运气，任何人都可能不曾存在。若前提普遍成立，以理性身份为据的权利、以匮乏为据的需要、以人格为据的尊严，便一并失去依据；而正义要求某些属性能充当对待的理由，一切属性都被取消资格，正义无从谈起。所以前提不能普遍成立，论证必须在某处停下。
罗尔斯自己的理论停在了一个特定的位置。他用运气渗透清除了应得，正义却照旧安放在自由而平等的道德人格之上：每个人受到同等的对待，凭的只是他是人。诺齐克指出了这一步的代价：要把应得清除干净，就得把一个人身上一切值得归功的东西，选择、努力、品格，统统记到外部因素的账上。可是一个一切都归于外部的存在者，谈不上自主，也谈不上责任，而罗尔斯的整个理论恰恰要立在自主而负责的人格之上。罗尔斯于是陷入两难：要么人的作为中存在归于他自身的部分，那应得就有落脚点；要么一切归于外部，那他预设的道德人格就不复存在。
罗尔斯并非没有安排，他把道德人格当作范围性质（range property），越过门槛即告平等，门槛之上的差异不再计较；可是任意性的追溯为什么恰好在门槛前止步，这条界线他没有画过，画线的理由更没有给过。
耐人寻味的是，康德本人从未否认德福相称。他将其称为至善（das höchste Gut），德性是配享幸福（Würdigkeit, glücklich zu sein）的条件，一个完全合乎理性的世界秩序要求两者按比例匹配。但他同样清楚，感性世界里没有任何机制保证这种匹配，行善者穷困、作恶者亨通的例子经验里从来不缺，于是《实践理性批判》的辩证论引入了两条公设，灵魂不朽使得德性的无限趋近成为可能，上帝存在使德福的按比例匹配成为可能。
至善被安置在来世，说明人格平等与应得直觉在此岸的框架内无法同时成立，康德自己意识到了这一点，他的选择是让应得等待来世，而不是让平等退让。相反的选择是把德福匹配从来世拉回现世，当作正义的实质来处理，即一个状态的价值不只取决于其中包含多少快乐，还取决于快乐落在谁身上，同量的快乐落在有德者身上比落在作恶者身上具有更高的价值。太强之处至此有了处置：平等没有被推翻，只是被限定了边界。
三
给平等划界，预设着平等的推进有远近可言，且远近可以丈量。普遍主义通常被当作非此即彼的立场，其实它包含两个互相独立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关于范围：所谓所有人平等，所有人指哪些人。亚里士多德的范围是公民，奴隶、女性、外邦人不在其内；康德的范围是全体理性存在者，没有边界。第二个问题关于深度：在给定的范围内部，平等的对待落实到哪一层。亚里士多德在公民内部只落实到共同资格，也就是共同的政治参与和共同的法律地位，在此之上，荣誉与官职按德性的差等分配，所谓按价值的比例（kat' axian）；把平等的东西分给不平等的人，与把不平等的东西分给平等的人，在他看来是同一种不义。
深度问题上的每一种回答都对应一个停止的位置，把所有可能的停止位置自下而上排列，就得到一个层级序列。最底端是特殊主义（particularism），不存在任何共同层面的同等对待；往上第一层是人身的底线，不被杀害、不被伤害；第二层，不被占有，任何人不得为他人的财产；第三层，在法律与政治中被承认，能缔约、能起诉、在政治上被计入；第四层，各项基础资格与自由，信仰、言论、迁徙、参与；第五层，人格尊严，不被当作纯粹的手段，康德停在这里；再往上进入实质领域，第六层是实质分配的平等，罗尔斯的差别原则（difference principle）守在这里；第七层，资源的完全平等；顶端是福利的完全平等，连苦乐的总量也要拉平。
需要说明，以上为纯概念推演，推演的办法是依赖检验，接受甲而不接受乙在概念上是否连贯，不连贯则乙是甲的前提。现实观念中平等的样态则要复杂得多，不同方向上更多呈现出参差不齐的特征，比如中国人在权利层面比美国人更容忍不平等，在道德评判与财富分配上反而更求平均，美国大致相反。停在哪一级，决定你是哪一种平等主义者。
四
人格平等在相反的方向上则另有麻烦。一个社会里每份契约都出于自愿，没有人被当作纯粹的手段，康德式检验在任意个体身上全数通过，然而清洁工全部来自同一个族群，屠宰工全部出自同一个阶层，道德判断认定这里有问题，形式上的人格平等却给不出说法。这是它太弱的一面，平等在其本该发挥作用的地方失语，背负上伪善的指责。这个麻烦没有现成的理论入手处，我从孟子的一句话进入：君子远庖厨。
原文的义理并不复杂。君子之于禽兽，见其生，不忍见其死；闻其声，不忍食其肉；所以君子远离庖厨。这是恻隐之心的自我保全，历来被读作仁的注脚。可是把它当作一项制度安排来读，就会看到另一个结构：君子作为一个阶层，有资格远离损害恻隐之心的工作，庖人作为另一个阶层，承担这份工作。庖人同样有恻隐之心，如果目睹宰杀会磨损人心，这种磨损落在庖人身上一分不少。于是正当的出路只有三种，或者这样的工作根本不应存在，或者人人轮流承担，或者交给真正的自愿；君子远庖厨选择的是第四种，按身份分配，让一部分人承担另一部分人回避的事情。
把这个安排沿着上一节的序列逐层检验。人身底线与法律政治的承认，它都没有触犯；到了人格尊严一层，按康德的标准检验，它仍然通过，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庖人在任何一份具体关系里被当作纯粹的手段，他受雇、领取报酬、自愿上工。形式的检验全部通过，而道德判断仍然认定这个安排不正当。这个判断落在序列的一个确定位置上：损害人格的工作不得由一个身份群体系统性地承担，分工不得按身份分配。这个要求位于人格尊严之上、分配平等之下，是一个此前我没有单独标出的层次。
它不归属人格平等，人格尊严关注的是这一件雇佣、这一笔交易之中当事人是否被物化，每一份契约都可以清白；分工不得按身份分配关注的是社会分布，它看清洁工是否全部来自一个族群、庖人是否全部出自一个阶层。这正是 Young 那本书的中心论点：压迫是结构现象，不能还原为个体之间关系的评价，上面的君子远庖厨正是这种情形。如果坚持把两者等同，实际上是在主张人格尊严必须包含结构维度，这个主张可以辩护，但它已经不是康德的尊严。
五
于是只剩一条路，把尊严这一层拆开。仍旧先做纯概念推演，按被侵犯的落点离人格核心由近及远排列，从单份关系里的意志，到身体的深层，到身体的整体，到结构中的位置，到承认的目光。
最里面一层是康德的原义：在每一份具体关系里，人不得被仅仅当作手段。人性公式说的就是这个，把你自己人格中的人性和任何他人人格中的人性，任何时候都同时当作目的，绝不仅仅当作手段。商业代孕在同意真实的前提下通过这一层，君子远庖厨也通过。
往外一层管契约的标的：生育、器官、生命本身，不得标价出售。这条界线还是康德画的，他把价格与尊严分开，有价格的东西可以用等价物替换，超越一切价格、不容有等价物的，才有尊严；与人格同一性绑定的身体深层属于后者，标上价格的那一刻，被出售的就不只是服务。一般雇佣通过这一层，器官买卖与商业代孕卡在这里。
再往外，标的从身体的深层退到身体的整体。这条界线最有力的表述来自马克思，《资本论》论劳动力买卖：劳动力只能按期限出卖，一次永远地全部卖出，就是把自己从自由人变成奴隶，从商品所有者变成商品。雇佣中出让的只能是劳动力的使用，支配一旦越出工作内容而及于人身，就是人随劳动力一并交割。现代劳动契约通过这一层，人身依附性的雇佣则通不过。
第四层离开个体，检验单位换成社会的分布：损害人格的工作，不得由一个身份群体系统性地承担。这一层直接来自 Young：劳动分工本身必须受审，压迫不需要暴君，它嵌在无人主使的日常制度运作里，承受者是群体而非个体。君子远庖厨通不过这一层，跨国商业代孕也通不过。
最外面一层是承认：荣誉与体面的分配，不得按出身预先折价。对它最有力的辩护来自黑格尔。《精神现象学》里，自我意识唯有在被承认中才成其为自我意识，承认不是社交的礼节，是自我得以成立的条件；《法哲学原理》的市民社会里，他看见市场的正常运行系统性地造出一个群体，既被钉在最贱的位置上，又被剥夺了体面，他称之为贱民（Pöbel），贫困从来不只是钱的匮乏，更是承认的匮乏。一个人可以权利完备、衣食无忧，却在目光的分配中被系统性地折价，种姓的残余与职业污名都卡在这里。
以代孕为例，围绕它的争论纠缠多年，一个原因是代孕这个词底下混杂着三种实践，触及的层次各不相同。强制代孕，人身胁迫或债务绑定之下的，触犯最底层的人身底线，所有立场都应当拒绝。利他代孕，亲友之间无偿的，同意真实、无商品化、无分布问题，几乎不触犯任何层次。争议实际上全部集中在商业代孕上，而商业代孕同时触及两个层次：在第二层，生育这项深层身体功能被标了价；在第四层，实践中的分布结构，承担者系统性地是经济弱势的女性，使用者系统性地是优势阶层，跨国形态里这个分布再叠加上国界，问题更加明显。自由契约论者只检验第一层，检验通过就宣告没有问题；批评者在第二层与第四层分别发起攻击，却常常不说明自己站在哪一层。某些人格平等的主张仅维护最表层的契约自由，确实构成伪善。
六
那么，我是哪一种平等主义者？
我接受人格平等，这个底线不容退让；底线之上，资源与幸福如何分配，应当由德性的差等决定。这个停点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停点相近，理由完全不同：他们不再往上走，是因为再分配侵犯自由；我不再往上走，是因为拉平抹杀应得。在人格平等的内部，尊严的五个层次，我全部承认为人格平等的应有之义，以契约自由为代表的形式检验只是其中之一，结构的层次与承认的层次，同样在这条原则的责任之内。这个立场同时容纳平等与卓越，说出来近乎折中主义，展开之后，边界处处确定。
古典自由主义只守平等的一半，新右翼要把它整个拆掉。追本溯源，人格平等本来只承诺一件事，人之为人的资格不因才智与出身而减损。它的失败，出在被当成了一条包办一切的原则，向上抢了应得的位置，向内又没有走完自己的路。越界的平等主义或许可以不再被当成灾祸的元凶，而被当成用意良好的误置，但必须弄清的是如何不再重蹈覆辙。恰如其分的平等不会是伊甸园，它不担保结果的拉平，甚至还欠着自己的一部分辩护；但它会让庖厨里的人、清洁与屠宰行当里的人、跨国代孕合同另一端的人，在等级制回潮的年代，仍然有被当作人来对待的机会。